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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企“找錢”啟示錄

      編輯:
      2016-07-13 11:12:38

          民間投資告急,國務院辦公廳為此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其中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被列為重中之重。

          欲解民間投資之困,必先解民企融資之難。問題看得很準,但問題的解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融資難融資貴,可以說從民營企業誕生的那天起,就如影隨形一直困擾著民營企業家,迄今并無良方,甚至有惡化之勢。

          因此,在求索老問題能否找到新路子之前,不妨換個思維,看看過去這么多年,民營企業到底是如何在不利的條件下解決融資問題的,而這些路徑現在為何失靈。

          在《后街金融》(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書中,美籍華裔學者蔡欣怡考察了自改革開放至2001年前后中國民間金融的歷史,為人們理解那段歷史時期中國民營企業的融資狀況提供了鮮活的材料和新穎的視角。

          在蔡欣怡看來,如果不能理解中國迅速成長的民營經濟是如何籌措到資金的,人們可能無法真正理解為什么民營企業的驚人成長應該被視作一個“奇跡”:一方面是中國金融體系事實上的“雙軌制”,一方面考慮到私人金融交易能夠破壞國家控制通脹的努力,滋生投機性的資本投資活動,國家一直對其民間融資嚴防有加。然而正是在這樣雙重不利的情境中,中國的民間金融蓬勃發展起來。

          一如“后街”二字所顯示的那樣,中國民營企業家主要依賴非正規金融機構來為自己融資。在國家的睽睽注目下,民營企業家通過動員基層的政治資源及社會資源來籌資興業,在此過程中發明了一套效率驚人的包括私人錢莊、信貸互助組織等“后街”機構在內的非正規金融機制。但這并不意味著民間金融完全在地下和黑箱中操作,地方政府官員的默許乃至“縱容”為民間金融的生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陽光雨露,有些信貸互助組織和平臺本身就有著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背書。

          中央和地方目標和利益的“博弈”,以及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口號,使得各地政府對政策的具體實施有著自己的彈性選擇空間。地方政府對私營經濟的傾向性,導致他們對種種與之相伴的“金融創新”的容忍度很高。

          人們一度認為,各地政府對非正規金融傾向的區別,主要取決于各地從計劃經濟時代繼承下來的經濟遺產,那些國有經濟曾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對非正規金融的認知度和接納程度相對較低,反之亦然。這很好地解釋了浙江和福建的部分地區由于計劃經濟年代欠發達而享有的“后發優勢”,在那些地區無論是民營經濟還是民間金融都比較發達。

          不過,《后街金融》的調查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沿海和內地省份對民間金融的態度差別沒有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大。雙方的區別更多體現在因為市場經濟發育的早晚,而導致的民間金融“機構”的多寡上。

          當時內地省份面臨越來越大的國企改革的壓力,地方主政者亟需民營經濟的發展來提升經濟增長和就業,因此對民間金融的發展采取了更寬容的態度。

          在作者看來,中國民間金融生存和適應的能力,暴露出國家調節信貸供應能力的雙重局限:既無法通過正規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進行有效的“輸血”,同時也無法阻止私營部門另辟蹊徑自我造血或從國家銀行體系中“盜血”。

          不過由于各種可以理解的“局限”,《后街金融》對于民營經濟如何從國家銀行體系中“盜血”挖掘得還不夠“深入”。這其中既有民營企業五花八門的“逃廢債”,也有分享國家優惠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的融資通道功能。

          在“逃廢債”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發揮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更多不是體現在對追索債務的懈怠,而主要體現為在獲取國有金融資源方面的“機構創新”。有一段時間,不少地方政府紛紛成立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為民營企業獲取貸款提供擔保。后來,這些本來就是空殼的資產管理公司毫無例外都“倒閉”了。

          這也間接解釋了為何相較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改制,地方層級的農村和城市信用社的改革一度滯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問題主要是為低效虧損國有企業輸血所致,因此對相關損失的承擔顯得相對“合情合理”,而地方層面為扶持民營經濟而進行的“盜血”行為則顯得有些“無法無天”,需要好好掰扯一番。

          而國有企業對民營經濟的輸血,除了憑借低息優惠金融資源而發揮的二傳手功能外,國有企業無需上繳紅利的政策優勢,也為其提供了雄厚的參與民間借貸的資本,這就是本世紀初期不少央企紛紛成立金融財務公司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雖然他們更多喜歡以投資多元化的名義進行包裝。

          然而,后來的故事表明,與其把民間金融的崛起看做一個“奇跡”,不如把它看做一個尷尬的成長。當民營企業經營的收益無法涵蓋非正規金融的成本時,一路高歌猛進的故事開始呈現另一種寫法,銀根斷裂、老板跑路、債主跳樓等種種慘烈的劇目開始上演。

          然而,當人們更多把責任推到全球市場需求放緩、勞工工資及稅收等各項支出升高的身上時,可能忽視了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中國經濟自身運行中的問題,是如何加劇了民間金融的扭曲,進而讓整個民營經濟陷入運轉不靈的局面。

          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民營經濟已經越來越多地呈現出脫實向虛的趨勢。一方面市場上商品端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低,另一方面土地、礦產等資源的壟斷利潤進一步高企。相當多的民營資本以“炒房團”和“煤老板”的方式進入了這些領域,擺脫了此前據以起家的制造業。與此相伴,原本主要為制造業融資的民間金融,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脫實向虛,從而變相加劇了制造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

          而2008年后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更進一步擠壓了民間投資的空間,打壓了民間投資的意欲。同時,與貨幣超發相伴而生的各種資產價格泡沫,則進一步吸引民間資本加入各路炒作大軍。

          除此之外,正規金融部門為了在符合巴塞爾協議的同時,完成為四萬億進行配套融資的政治任務,紛紛推出了高息的表外理財產品。這些產品受到民間資金的熱捧,由此導致改革開放以來金融資源走向的一次巨大逆轉:原本擅長從國有金融部門“盜血”來滿足自身發展需求的民間資本,反而開始為國有經濟的擴張向國有金融部門“輸血”。

          因此,當資產價格泡沫上漲的勢頭不再,當產能過剩局面不可持續,當金融部門和實體部門同時啟動去杠桿時,深深參與其中的民間資本所遭受的創痛可想而知,而去年的股災則更是發揮了雪上加霜的作用。民間資本的損失,反過來又令民間融資的渠道和平臺遭到重大甚至毀滅性的打擊。

          在此情形下,民間投資不景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之更加難以解決,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去杠桿去產能告一段落,資產價格泡沫得以消化,實體經濟回報率得以恢復,以及新型政商關系得以建立之前,民間投資及民間融資都不太可能迎來太大的改觀。(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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