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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民營經濟的隱秘源起

      編輯:
      2018-11-28 08:38:44


       

        本文頭圖:2018年11月2日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新時代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表彰大會,吉利集團李書福。圖源©視覺中國

        虎嗅原創組作品

        作者丨樓臺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和毛澤東在主席的書房見面了。在現實主義的指引下,兩位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手各懷心思地坐到了一起。言談間不乏詼諧幽默,只在云霧繚繞之中,風雷隱現。

        一開始,尼克松恭維:“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回答道:“我沒有能力改變整個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這是一個頗為感傷但意味深長的回答。盡管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中毛澤東仍舊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巨人,但是他身體的虛弱已經是“顯而易見”,時刻離不開身邊的護士。會議結束時,尼克松看破不說破,還在寬慰毛氣色不錯,不過毛澤東聳聳肩,回答道:“表面現象都是騙人的。”

        這是領袖的最大的心病, 他的后半生就在和欺騙作斗爭。革命成功之后,他最擔心的便是身邊的“赫魯曉夫”會顛覆他的政治遺產。即使在和他最大的意識形態對手和解之后,他也未曾放棄“掃清資本主義”的斗爭,復出整頓經濟的鄧小平也再次下臺。

        但歷史是反諷的,章奇和劉明興兩位學者在《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觀察到:正是一輪又一輪意圖消滅的私有制的政治風暴,分裂了嚴密的官僚體系,松動了國家對于基層組織的控制能力,讓企業家精神在此發芽;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最高潮,紅色風暴席卷全國之時,各地革命斗爭如火如荼之際,在某些地方基層私有制得到了空前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這本書可能是近年最具啟發性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它完全顛覆人們對于中國治理的想象,共和國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看似斷裂的歷史終于能夠合二為一,特別是對于中國企業家的終極三問,“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都可以在這本書中得到啟發。一定程度上,本文也是對章、劉兩位學者的觀察總結的簡化、故事化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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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秋,在無錫參觀梅園的王石第一次聽說了榮氏兄弟的故事,非常感慨。在龍井山下的浙江賓館,問了吳曉波一個問題:

        “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么,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里繼承的?”

        吳曉波一時語塞。在普遍的歷史敘事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歷經三大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私營經濟和企業家作為階層被集體消滅;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如雨后春筍一般崛起,10年之后的1988年,民營經濟在營業收入和就業上就已經占據半壁江山。

        但這種時間邏輯暗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是存在歷史斷層的,憑空消失,憑空出現。

        不過,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言:

        “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章琦和劉明興提出一種天才的洞見:中國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精神并不是無根之木,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并不是鐵板一塊,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基層官僚和群眾達成特殊的同盟對抗政治風暴,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地方性的產權保護。

        在浙江,強勢南下干部和弱勢的游擊隊干部的不同的政治生存和競爭策略,為私營經濟提供了土壤。

        1949年之后,浙江的權力格局,是由隨野戰軍南下的干部以及在本地游擊干部組成。三大戰役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國民政府敗局已定。浙江的游擊隊趁機發展壯大,甚至出現了北方絕沒有出現的、由游擊隊解放城市的壯舉。

        比如溫州,1949年5月6日,溫州游擊隊策動國軍起義, 游擊隊干部就接管了溫州城。當南下干部來到時溫州時,發現并沒職位空缺,只能移師麗水縣。但是,不足一月,組織就做出了安排,游擊干部讓位,500多位南下干部就接手了溫州的主要職位。

        長期以來,浙江游擊隊和中央隔離,而南下隨軍干部則更為強勢,所以游擊隊干部在權力格局中就處于一個相對邊緣的狀態。但是,由于他們的革命成就和本地關系,所以在執行政策的基層部門存在感更強。

        非常明顯,南下干部和游擊干部的權力基礎是不同。南下干部的權力合法性來自于上級的授予,所以更傾向于無條件執行上級的命令,而游擊干部缺乏上級的支持,只能夠向下尋求當地群眾的支持。

        這種國家意志層面的政治動員,不僅是按照意識形態改造社會的政治運動,也是體制內權力精英動員自身資源進行競爭的角斗場,官員們必須向上級證明自己的忠誠,向下層展示自己的權威,并且趁機削弱競爭者。所以,他們必須根據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建國之初的土改運動中,南下干部就積極執行上層的左傾路線,并且批評游擊隊干部執行政策不積極,犯了“和平土改”的錯誤,游擊干部更是進一步的遭到打壓,一些被調離職位,甚至有干部自殺。此時,一些游擊干部向上申訴,結果適得其反,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正是由于在權力格局中的孤立無援,游擊干部就拋棄了走上層路線的幻想,開始走群眾路線。有意思的是,雖然說他們是權力斗爭的失敗者,但卻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當他們意識到他們最大的政治資源其實是體制外的基礎群眾時,他們其實更愿意消極執行,甚至暗中抵制一些“左”傾的政策。

        “這就等于在當時看起來嚴密的政治和社會控制中撕開了一條縫,使得那些不被正統意識形態認可的異端經濟形態的存在成為可能。”

        1952年,馬林科夫在蘇聯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宣布,依靠農業集體化,小麥比1940年增產48%,糧食問題已經“順利地解決了,永遠地解決了”,受此鼓舞,中國也開始行動。

        1953年,中國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換而言之,就是要在城市中推行國有化,在農村推行集體化。

        城市里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異常順利,但在中共起家的農村,集體化卻是一波三折。

        農業集體化很大程度上是和統購統銷聯系在一起的,本質也是為了建設重工業對農民收取剪刀差,所以農民有抵觸情緒。主管此事的陳云說:

        “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家伙。”

        盡管農業集體化名義上是以“自愿”“互利”為原則展開的,但是這成了地方能人施展手段媚上,積累政治資本的舞臺。

        1953年秋,大寨為了推行農業社,分了農業社和互助組兩隊,由于管理得當,陳永貴所在的農業社畝產240斤,遠超互助組180斤,于是開大會給農業社唱贊歌。但是會上遭到了一個單干鐵匠的反對:“你農業畝產240就大驚小怪,我這個單干戶土地不如你,我一畝地產它300斤,也覺得沒啥。”

        當時陳永貴被噎住了,不過很快就想出辦法, 動用了統購統銷來打擊刺頭:

        “國家要我們賣四萬二千斤糧食,限半個月交到縣里入庫,咱們正想按照這個產量分下去,這回還不超額完成,你報三百,咱就按這個三百給你派吧。”

        當時,農民賣給國家的糧食價格要低市場價17.9元。農民自然不愿意。鐵匠立刻服軟左右開弓自扇嘴巴。陳永貴當年超額上繳三千斤糧食,達到四萬五千斤,第二年,一些家庭果然青黃不接。

        但政治動員的力量是驚人的。1956年夏天,91.7%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62%加入了高級社;年底,96.3%的農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加入了高級社。但當時有黨外人事提出“三九“的評價,90%的農民非自愿,90%的合作社產量更低,90%的農民生活條件惡化。

        1956年的秋天, 全國各地就開始出現“鬧退社”的現象,最亮眼的就是浙江。

        浙江的永嘉縣公開提出“包產到戶”“責任制”,有人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承包制,將推行相關政策的干部視為孤膽英雄。其實未必,除了浙江,四川、廣東、河南、云南等許多地區都發生“包產到戶”,所以這很可能是一個全國現象,只是不存在紙面和官方文件上罷了。
       


       

        2018年9月,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迎來豐收季

        但浙江永嘉縣有其特殊之處,包產制作為一種正式的官方制度,它存在了10個月之久。在中央定性之后,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地下制度,它在永嘉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生命力極其頑強。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報》 發布文章《生產組和社員都應該包工包產》,打算在農業集體化上卡口子,這是根據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永嘉縣根據這項文件精神開始實行包產制,產量提高40%,但是這個風向開始變化,10月10日,《人民日報》發文《包產不可到生產小組》,但是永嘉縣不退反進,還是公開在機關報上宣講包產到戶的好處。1957年2月,被人告上中央,高層一錘定音。7月9日,當領袖上海公開發布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之后,永嘉的包產到戶再被叫停。不僅是參與的干部,戴潔天,李云河和李桂茂三人,遭到免職和參加勞改,更有10名農民被抓,高層態度非常堅決。21年之后,他們才獲得了平反。

        但是諷刺的是,根據永嘉官方記載,在1957年之后,“包產到戶”不僅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1959年,官方就承認已經“死灰復燃”,1962年,176個生產隊采用了包產到戶。1967年,在全國掀起農業學大寨之時,游擊隊的干部也是敷衍了事。 1968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438個,涵蓋77.3%的農戶,1976年,6000多個生產隊,80%的農戶已經采用了“包產到戶”。

        其實,大規模的“鬧退社”和”包產到戶”主要都是發生在曾經的游擊縣;在非游擊地區,即使是在大躍進時期,自然災害導致的糧食短缺已經非常明顯時,干部仍然嚴厲禁止包產到戶,導致了大規模的外逃。

        游擊干部對于基層群眾的庇護在大躍進時期表現更為明顯。當大多數南下干部都在媚上爭寵時,游擊干部則是更傾向于照顧群眾利益,特別是在大躍進的后期;溫州樂清縣柳市鎮的干部就沒有按照上級的指示征糧,而是給群眾留下了足夠的口糧,1960年,當中央作出可以保留一定的自留地之后,當地干部迅速將其公布,而溫州地委是在1961年8月才正式批準農民擁有自留地。在蕭山縣,部分干部不僅會默許黑市交易,甚至會在糧食增產時,還減少上報,從而給農民留下更多糧食。

        游擊干部的策略很快得到了回報,在“大躍進”失敗之后,1963年,中央發動了所謂的“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 清思想、清組織”將權力外圍的基層干部列為批判對象,鼓勵群眾揭發他們在大躍進時期犯下的錯誤。

        在文革中叱咤風云的王洪文就曾因為不注重群眾關系,在“四清運動”中吃了大虧。當時的王洪文不過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委員,最大的夢想不過是科長。雖然只是個科員,但是大小是個干部,加上平時為人也差,也就成了批判對象。

        有人向工作組舉報,王洪文平時一貫小偷小摸,例如撿外賓剩下抽剩下的高級香煙,偷廠里的黃沙,水泥、彈簧鎖和公家的木料給自己家裝修,就連身上襯衣都是偷廠里棉布做的,更有人要當場將王洪文的襯衣扒下來……

        從公家順點東西,其實是當時的常態,只不過王洪文群眾關系太差,所以成為批判對象,自此科長夢碎。

        這時候,游擊干部的群眾路線顯現回報。群眾也庇護了頂住左傾壓力的干部。比如在樂清的柳市鎮,上級的工作組用了三個月時間,也沒能鼓動群眾揭發、批判當地的基層干部。

        在四清運動中,游擊干部和地方群眾都清楚了明白了自己在體制內生存的最佳策略,就是結成利益共同體,對抗風云變幻的政治形勢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

        在博弈論的視角中,合作的前提,是發出明確的合作信號,把看似常識的信息,變成共有知識,這樣人才能達成合作,這也是皇帝的新裝故事中孩子勇氣的價值。不過,有時候,即使不能溝通,但通過具體的行為,也可以傳奇清晰的合作信號, 言勝于行。

        經歷過大躍進和四清運動的考驗,雙方很快了解了對方的需求,開始了默契的合作。“四清運動”之后,浙江游擊地區迅速地冒出了很多地下黑市。

        “東陽縣于1964年末開始形成棉花自由市場,其籽棉日交易量一度高達1.4萬斤。另一個棉花黑市落在義烏縣。僅在該縣的佛堂、蒲陽兩個集鎮,每天上市棉花3000多斤。在黃巖縣新橋區,從事土紡土織的有6000多戶,占總戶數的30%以上……1964年8月,該區市場以已上市96萬尺,土紗6.2萬斤。”

        “在蕭山縣,從1963年開始,就出現大量的票證交易。僅樂清一縣,就存在數個地下黑市,新街區的票證市場、孝順區的木材市場、大橋頭區的糧食市場,以及街頭旅館錢的土紗土布市場……還有人從事大規模的土麻袋販賣活動,生意覆蓋很廣,外銷到山東、湖北和內蒙,從事販賣的一些大戶日獲利都在千元以上。”

        這樣看來,所謂萬元戶的概念的出現可能比我們想象中要早得多。不過,盡管游擊干部和基層群眾達成非正式的攻守同盟,但是由于游擊干部在權力格局中還是處于邊緣化的地位,能對地方群眾提供的產權保護是極為有限的。

        但是,緊接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為他們提供了新的機會,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浙江省游擊地區的經濟結構出現了重大轉折——非公有制經濟超過公有制經濟。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文革初期,浙江省委還幻想將運動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卻沒有想到革命的對象就是自己。1967年1月,造反派在上海成功奪權之后,各地掀起奪權的“一月風暴”,浙江省以江華為代表的省委領導就被奪了權。2月11日,江華緊急乘坐周恩來安排的專機飛往北京,登機后才得知妻子已經自殺。第二天,造反派宣布其被撤職。

        其實,江華的失勢,本質是老上級譚震林及其他軍隊元老與“造反派”發生了沖突,被定性為“二月逆流”,然后被打倒。自此,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為實際的權力中心,江華自然失勢,南下干部更是被沖擊的七零八落。浙南游擊隊更是缺乏高層的政治資源,許多領導被打成叛徒。

        這個時候,游擊隊干部越發依賴去走“群眾路線”,通過向下層群眾輸送利益和提供庇護,來換取基層群眾的支持。其實在文革中權力斗中, 各個政治勢力爭除了高層支持,也尋求方法動員更多的群眾,就能夠在向上級和對手展示實力,以求壓倒對方。

        這個時候,其實群眾也會和各個勢力談判,例如,改善經濟條件,上調工資,增加福利等條件。各個政治勢力必須通向下輸送利益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1974年4月,文革出身的上海代表黃濤在國家計委召開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上,指責交通部要進口大平板拖車,大罵“進口就是洋奴,我們上海能生產,為什么要進口,我看外貿部就有李鴻章式的人物——洋奴!買辦!漢奸!賣國賊!” 即使交通部解釋,進口是因為上海已經兩次拒絕交通部的要求。但是,黃濤還是報抄王洪文和張春橋。此時的王洪文已經不是那個小偷小摸的保衛科員,而是革命的繼承人,口氣咄咄逼人,大義凌然,批示道,“我贊同春橋的看法:他們買了那么洋破爛,不知道洛克希德公司給了多少回扣?要徹底追查!”

        其實,無非就是動了上海的利益罷了,有項目才能有財政撥款,才能為追隨者提供福利回報。

        憑借大寨模式一步登天的陳永貴也是如此。吳敬璉《大寨經濟學》就意外的發現了1973~1974年的收入清單,其中只有40%來自于糧食,另外有40%來自于卡車的運輸獲利和20%的其它獲利,陳永貴雖然嫻熟的批判“資本主義路線”,但還是得通過這種方式秘密向農民輸送利益。

        在體制出現意識形態動員之后的疲態時,主義和生意、理想和現實,上層和下層以一種極端詭異而諷刺的方式交合在了一起。

        不過,由于浙江游擊隊干部處于權力的邊緣位置,體制內的資源有限,所以提供的不是直接的物質福利,而是制度庇護,一種非正式的、地方性的產權保護。

        由于這是在特殊地區且非正式的產權保護,對于浙江的經濟總量并沒有太多作用,在1952~1976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都遠低于全國的人均 GDP,其本質上是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1966年,全國人均 GDP 是浙江人均 GDP的1.2倍,但是在1976年就達到了1.42倍,越來越窮。

        但是,它卻深刻改變了浙江游擊地區的經濟形態。

        以寧波下轄的三個縣在1966年到1978年的經濟結構變化為例,慈溪1966年全民所有制企業比例為80. 28%,1978年降為43.9%,寧海1966年為81.58%下降為39.04%,余姚1966年68.76%,1978年為29.5%。溫州也經歷的類似的變化,1976年的社隊企業的工業產值已經是1965年的5倍左右。

        所謂社隊企業其實本質是當地干部為掩護私營經濟提供的掛靠服務,當地農民只要上繳一定的管理費用,就可以開辦工廠。文革后期,1975~1977年,永嘉和瑞安兩縣生產的閥門就是華為五省的1.5倍,整個上海的產量。在之前表現突出的樂清柳市鎮,則直接出現了不掛靠社隊的地下工廠,1976年,當地家庭工廠的產值已經是國營企業的2倍。

        群眾對此也是投桃報李,在溫州市高層干部被造反被揪出批斗關押之際,基層干部得到了群眾的保護。 樂清偃湖公社的黨委書記,就因為善待群眾,屢次得到群眾庇護,不僅拒絕造反派把他當做當權派批判,更在造反派沖擊鎮政府時,幫助其將造反派驅逐出去。有一次,紅衛兵將樂清縣縣長抓到群眾大會上批判時,當地群眾在其他游擊干部的動員下,竟然沖擊會場將其置于自己保護之下。

        其實,這可能并不只是浙江的故事,只要地方的權力結構中存在邊緣群體,這種激勵和故事就應該存在,比如說遠在云南的褚時健。
       


       

        褚時健

        褚時健本身就是在云南解放前入黨,屬于游擊隊出身,在征糧和土改中一直都是溫和派。1958年,因為為人正直和反右專員發生矛盾,被劃為“右”派。當時,褚時健拒絕為專員提供額外福利,被專門開會批斗。專員怒斥:“褚時健你這個人事科長怎么當的,專員都快餓死了!”

        自此,褚時健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革命變成反革命。不到3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下,但留下了污點,給出的解釋是將帽子放到人民群眾手里,如果表現不好,就要重新戴回來。

        不過,作為一個“右派”污點的干部,他卻相對平靜地渡過了文革歲月,憑借的就是所謂的“走群眾路線”。1966年,文革爆發時,他在一個糖廠做副廠長,屬于邊緣人物,但是并不參與任何的政治斗爭,一心一意抓生產。不僅操心生產,而且花心思提高廠子工人的福利,他的夫人就認為褚時健最高明之處不在經營生產,而在于提高工人福利。在《褚時健傳》中有描述:

        “當時國家統一供應每人每個月1公斤肉,4兩油,過去食堂一個月吃不上一次肉,現在食堂每個星期就殺一頭豬,一家人只要出5角錢,就能用澆菜的那種大鋁瓢,到食堂去打上滿滿一瓢香噴噴的肉,這個畫面在那個年代確實太刺激了。”

        由于福利好,群眾基礎好,在開批斗會時,廠里都會傳話:“我們寫大字報完全是出于無奈……”“我們在前面鬧革命,褚副廠長還是要在后面抓生產……”

        正是因為褚時健實實在在地給當地的群眾帶來了福利,所以,才能靠著群眾路線順利過關。

        3

        1978年12月, 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但這并不意味著民營企業得到承認。實際上,政治是保守勢力和改革勢力處于不斷的交鋒。

        1981年,《人民日報》發文討論一位養魚能手陳志雄雇傭工人是否違法。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立刻表態,給廣東省委任仲夷寫信表示陳志雄的做法“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的規定予以制止或矯正,并且全省通報”。不過,在廣東省委的力挺和保護之下,不了了之。

        但是安徽就是另一幅光景。1978年,安徽小崗村幾個農民的托孤協議現在被中國官方認定的最早的包產到戶的地方,在中國官方改革開放的記錄中,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存在,包產到戶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不然,當時很多的政策都是看省委書記的意向。在萬里離開安徽之后,新任的省委書記不支持包產到戶,上任之后,立刻限制。安徽再次開始包產到戶,其實是在中央的改革的局勢更加明朗之后了,當然這位省委書記最后也是以改革自居。

        1980年鄧小平側面表態:偏遠地區可以放開。但是中央開會,各個地方負責人交鋒激烈。根據中國改革的元老杜潤生的回憶:

        “發言反對包產到戶的,有福建、江蘇、黑龍江幾省的省委書記。支持的,有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遼寧省委書記任仲夷。”

        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認為:“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一搞包產到戶機械化發展就受影響,生產成了大問題,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關大道,不能退出。”貴州省池必卿針鋒相對:“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

        但是,浙江非常獨特。當時的浙江省委領導并不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經濟還是發展了起來。

        1981年,中央候補委員、浙江省常委袁芳烈出任溫州市市委書記,省委就囑咐他要解決“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袁芳烈一到溫州就感覺是到了“敵占區”。

        1982年,胡喬木在調查走私問題時,強調走私是“全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面的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反腐蝕的嚴重斗爭中的一個總要環節”,之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打擊經濟犯罪活動,打擊面從走私擴大到了投機倒把。

        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溫州發生了八大王被抓事件,震動整個溫州,第二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22%,私營部門工業產出減少75%。當時,溫州干部也對此產生了抵制,公然質疑省委的決定,還有干部寫了130萬字的申訴材料,把狀告到了胡耀邦那里。不過,后來隨著中央改革力量占上風,袁芳烈也開始轉向改革,給八大王平了反,還支持了信用社的浮動匯率制改革和默許了溫州的地下錢莊。

        但是,這種態度轉變讓浙江省委很不滿,于是又派了另一位黨性極強的干部——董朝才去恢復當地國有經濟的活力,結果發現他們的轉變極其相似:打擊違法犯罪經濟活動,地方干部的抵制和經濟萎縮,平反企業家案件,積極的支持改革。董朝才不僅支持了股份合作制企業合法化,更加支持了1984國內第一家民營“銀行”——方興錢莊。

        吳曉波老師曾提到,方培林的方興錢莊第二天就被摘牌。其實不然,當時國有銀行行長確實反對說放貸是他們的管的事情,但是董朝才告誡“銀行的黨委書記歸我管”,這個民營銀行一直頑強存在了4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后來,董朝才的總結出了“人民社會主義”的理論:

        “溫州這些年發展很大,歸根到底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會主義,人民來建好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確已經達到這個目的。”

        如果站在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區域中民營經濟中發達都跟解放之前的游擊隊有些關系,如:“泉州和閩中游擊隊,冀東游擊隊和河北唐山還有最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和東江游擊隊。”

        但觀察到這種獨特現象的章奇和劉明興進一步指出,重要的并不是干部出身游擊隊或者本地,而是其處體制內邊緣化的力量,比如在浙江的臨省江蘇,更加支持改革的就是身處蘇南的南下干部,因為他們在江蘇省的權力格局中處于邊緣的位置,而華中根據地出身的干部得益于歷史原因,非常強勢,一直在解放后的江蘇省委中占主導地位,其主導的蘇北地區一貫比較“左傾”,幾乎是浙江的反面。

        1968~1978年,在無錫、蘇州等南下干部主導的蘇南地區,社隊工業產值的年均增長率35.62%,所謂社隊工業其本質就是鄉鎮企業的雛形。在無錫縣,1978年,社隊工業產值占據總產值64.85%,而在江陰和宜興縣,社隊工業產業也占到了55.34%和44.80%,而全面所有制工業產值比重大幅下降最高達40%以上。蘇州地區也出現相似的變化。

        在文革期間,非公有制經濟在浙江和江蘇的表現確實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章明和劉明興的假說。

        這個時候,王石的問題就有了可能的答案,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并不是直接來源于歷史傳統,而是來自于具體的歷史實踐,源于地方部門在激勵下的靈活變通和人民群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但是這種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產權保護是有局限的,江蘇和浙江起點的不同,就暗示了它的缺陷。

        從激勵的角度上看,如果處于體制內的強勢地位,官員就更傾向持國有經濟,因為可以獨享體制內的福利。如果稍弱,就更愿意支持集體經濟,雖然要向群眾分享權力, 但是集體經濟形式可以確保自己在分享利益時的強勢地位;如果弱勢,那么就更加可能支持民營經濟,因為他需要從群眾得到的支持更多。

        這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產權保護,其本是體制內被邊緣化的權力精英向基層輸送利益換取支持,其輸送利益的強度和大小就去決定于自身邊緣化的程度。浙江溫州的私營經濟和江蘇的從集體經濟轉型而來的鄉鎮企業更多是反應各自在體制內的權力位置,顯然江蘇干部也強勢得多。

        新望在《蘇南模式的終結》談到:

        “蘇南的企業家,給人一個突出的印象是,他們都處在權力照射范圍之內,具備‘體制內’身份,不在權力光束范圍內的一般社會成員則很難創業。”

        其實,同樣的邏輯也發生在改革初期的廣東華南地區。

        比如說,在吳曉波筆下極其悲情的潘寧和容聲冰箱的故事,其本人也就是基層干部出身。潘寧為了規避政策風險在注冊容聲冰箱時就是鄉鎮集體企業,潘寧就是在做強做大之后,希望能明晰產權時,當地干部一直含糊推諉,最終釀成潘寧的出走,之后更牽扯出顧雛軍的冤案,直到2018年高法為其平反,但心有不甘的顧雛軍還是堅持賠償,余波至今未平。

        所以,最早期的鄉鎮企業就是“小全民”的鄉鎮國有經濟。不過,因為產權不清導致企業經營不善后,連鎖引發鄉鎮的財政困境后,這時他們又迅速被當成包袱甩了出去,這就是20世紀末對于蘇南鄉鎮企業的改制。

        當時蘇南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口號,例如橫涇鎮就下發了,“鼓勵XX干部從事私營經濟的意見”、“關于XX干部帶頭創業致富、帶領群眾致富的意見”,簡稱“雙帶”,當地調侃政策說,“讓你富,你不得不富”。

        這次改制是明晰產權的必須,但是由于經營者屬于體制內的身份,和權力糾纏不清,其基層員工的利益并沒有得到尊重,改革總有犧牲,但是有些人付出了過多的犧牲,這種社會隱痛一直是企業家的軟肋。

        更值得深思的是,實改制之后的江蘇經濟最大的特點并不是民營經濟的崛起,而是招商引資的熱潮,特別是對于外資和臺資,其中的代表是蘇州工業園區和昆山經濟。

        原本以為產權改制完成之后,在地方“錦標賽”模式的激勵下,地方干部就會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其實不然,地方干部的策略有很多,扶植民營企業是辛苦活,市場競爭激烈,企業失敗的風險很大,加上任期限制,很有可能能吃力不討好。

        相比之下,招商引資就更方便,特別是外資。相比于民營資本,外資的科技含量更高,而且一些實力雄厚的公司的入駐,往往能帶動上下游更多的企業進入地方,不但解決就業,而且可以帶動所謂的產業升級,可謂冠冕堂皇。新望分享過一個荒唐的故事:

        “某臺商出國從機場回來后,當晚沒有到家,太太很著急,于是找到了當地的招商引資辦公室,辦公室人員連夜發動大家找人,最后發現這位臺商去了‘包二奶’家。如何向家里的太太交代,引資辦的人說,你老公工作繁忙,從機場駕車回來的路上實在太困,就把車子停在路邊睡著了。”

        招商引資本是一個正常現象,但黃亞生就觀察到一個負面現象,鄉鎮企業改制之后,不少江蘇省的民資企業開始偽裝 FDI 的方式,獲取優待和產權保護。其本質說明,制度激勵之下,還是有產權歧視。

        例如,江蘇兩位因招商引資出名的兩位能吏——季建業和仇和,都因為牽扯入權力的尋租而鋃鐺入獄,仇和還曾留下過“為公才改革,為私誰改革”這一名句,為民間和媒體傳唱。這就是由于沒有清晰的產權改革,改革淪為自我尋租的工具——以改革之名行尋租之實。

      6

        最開始從事民營經濟的企業家其實都源于非體制內的邊緣群體,冒險、勤奮和機遇讓他們在體制的縫隙中發展壯大,這不僅滿足了他們最初生存的愿望,也成為階層上升的渠道,這也是中國的夢想之所在。

        但是事情沒那么簡單。根據賈瑞雪和蘭小歡通過研究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沒有背景的平凡群眾更愿意經商,但90年代后,官員子女從商的比例大大增加,并且很快超過普通人。還有一個更值得深究的現象是國家財政占 GDP 比重的變化,正是在1993年后,財政占 GDP比重由降轉升的時候,普通人成為企業家的意愿降低,而官員子女持續上升。
       


       

        來源:賈瑞雪和蘭小紅的研究(見尾注5)

        不僅如此,William Parish和Ethan Michelson曾經利用1988年的抽樣數據研究發現,在農村地區,不論市場化程度的高低,干部家庭的收入高出其他家庭40%的水平,其收入差距并不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升高而降低。

        著名的社會學家周雪光利用1993~1994年全國20個城市研究發現,政府部門和國有部門的收入始終居高不下,雖然教育的匯報確實是在增加,雖然仍然比不上政府官員的身份。最讓人長嘆的是吳曉剛和謝宇的研究。他們比較了1987年和1996年的數據發現,市場部門的收入是比政府部門的收入高出26%,而且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在市場的收入比在政府要高,但讓人扼腕嘆息的是,改變的不僅僅是市場而是兩種人,一種是體制內邊緣化的群體被迫入進市場,另一種則是體制內的精英發現機會,來此尋寶。企業家已經不是那么草根了。

        互聯網行業是中國最市場化的行業,但最出色的年輕人王興、程維和張一鳴,至少都是出自公務員家庭。有時候媒體感慨沒有新故事,是不是反思一下,新人何在?

        前一段時間,由于去杠桿、貿易戰、稅收調整和股權質押等負面消息接連不斷,民營企業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想太多,國家連忙出面安撫才穩住人心。

        其實,中國經濟在新舊轉換之間,宏觀形勢的收緊不可避免,有一些民營企業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有自己的原因,加杠桿,炒房產、瘋狂負債,不專心提高產品競爭力,死亡本就是一個市場淘汰的過程,沒有什么好可惜的。曹德旺在接受新京報媒體采訪時,就直言這次民營企業的困境主要原因在自己:

        “短貸長投是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導火索,但根本癥結在企業家的“頭(腦)......民企跟銀行簽訂一年的貸款合同,拿著這種短期融資去做長期投資,希望能夠賺快錢。但這無異于火中取栗,到炭火中取栗子,肯定要被燙到手。等銀行貸款到期,企業放出去的投資的錢收不回來,資金鏈斷裂,企業陷入困境......出問題的企業中,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狀態。很少有企業的老板意識到短貸不能拿去做長投。企業家你把企業的股票拿去抵押,抵押了做什么?拿去投資,知道投資有風險嗎?企業現在崩盤了,政府拿錢去救,這公平嗎?”

        其實,真正應該在意的應該是呵護企業家精神,它只能在寬容、平等和自由的氣氛中成長。中國經濟奇跡從來不在存量,而在增量。不在過去的成就和現在的困難,而在未來的可能性。

        回顧中國經濟奇跡,總結起來兩句話:給市場以空間,給邊緣人以機會。

        來源:虎嗅APP 作者:樓臺

        ————

        【參考資料】

        [1] 權力結構、政治激勵和經濟增長——基于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經驗的政治經濟學分析[M]. 章奇,劉明興,2015

        [2] 吳敬璉傳 : 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M]. 吳曉波,2010

        [3] “四人幫”興亡[M] 葉永烈,2017

        [4] 蘇南模式的終結[M] 新望,2005

        [5] Red Capitalism: Cadre Parents and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in China[J]. Jia, R., Lan, X., & GSB,C. K. (2013)

        [6] 褚時健傳[M] .周樺,2015

        [7] 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 [M] 吳思,1993

        [8]Politics and markets: Dual transform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042-1059 .Parish, W. L., & Michelson, E.(1996)

        [9]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1135-1174. 周雪光(2000).

        [10]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425-442. 吳曉剛和謝宇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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