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價風波里的貴州牛羊肉粉館老板們

編輯:
2019-10-24 08:49:38

  “串通漲價!”

  聽到黔西縣市場監督管理局(下稱黔西縣市監局)執法人員說出這個詞時,只有小學文化的高連紅愣了一下。

  “啥叫‘串通漲價’?”她本能地冒出一句話。

  執法人員可能沒聽見,繼續讓她在被打印出來的微信聊天記錄中,辨認哪些是她說過的話。事后她對界面新聞回憶,這是她第一次聽說這個詞,“要是他們不過來,我這輩子都不知道。”

  半個多月前,一場漲價風波讓貴州省畢節市黔西縣的牛羊肉粉館陷入輿論漩渦,金沙黑山羊肉粉經營者高連紅和謝家永鴻牛肉館經營者馮東萌,作為“串通漲價,操縱市場價格”的負面典型,被市場監管和公安部門約談,并登上電視臺公開道歉,成了這個小城的新聞人物。

  現在,牛羊肉粉價格已恢復到原來的價位,涉事店鋪仍在正常營業,漲價風波看似平息了。但對黔西縣400多家牛羊肉粉經營者來說,纏繞在他們心里的困惑并未解開。比如,“究竟如何界定‘串通漲價’?”

  而更大的憂慮仍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來:面對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店主們面臨兩難:今后售出的牛羊肉粉是水漲船高,還是直接關門?

  一

  黃連紅沒想到自己以這樣的方式“出名”。

  近十多天來她一直失眠,雙眼通紅。遇到客人進來,她又迅速恢復笑容。在這個簡易板材搭建的臨時餐館里,黃連紅一天要工作16個小時。
 


 

  丈夫李建是個沉默寡言的男人,一言不發地在廚房炒菜,罹患腦疾的兒子在黃連紅的指示下,機械地收碗、摘菜。一年365天,從早上6點半到晚上10點半,一家三口如是往復。

  攪動平靜的是漲價風波。

  2019年10月8日中午。高連紅在后廚一邊切菜,一邊招呼前來吃飯的客人。她和丈夫經營的這家“金沙黑山羊肉粉”,位于黔西縣臨時汽車站旁,但往來吃飯的多是附近的工人。中午往往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時候。

  這時,三四個身著藍色制服的人出現在門口,高連紅趕忙從后廚走到前廳。她發現有幾個扛著攝像機的人隨行,“他們進門就對著我們拍。”以前,餐館偶爾也有市場或衛生部門人員來檢查,但都只來一兩個人。眼前的情形讓高連紅覺感到詫異。

  執法人員在店里轉了幾圈,拿出一疊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記錄給她看,指著上面的內容問:“這個是不是你?”高連紅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后,馬上明白了對方的來意。

  “他們是來了解漲價的事,”高連紅對界面新聞回憶說。2019年初,黔西縣的牛羊肉粉剛經歷過一次漲價,從之前的小碗8元、大碗9元,漲到小碗9元、大碗10元。不久前,又有人在微信群提議漲價,想到到這一年來肉價飛漲,高連紅也跟著吆喝了幾句,但她自己的店并沒有漲。

  9月20日前后,一個名叫龍為芝的女人來到店里推銷凈水器,但做了半天廣告仍未說服高連紅,最后只能留下她的手機號悻悻離去。不久,龍為芝添加了高連紅的微信,并將她拉到一個名叫“無公害種植基地”的微信群里。群里人黃連紅一個都不認識。她后來才知道,龍為芝過去做青菜批發生意,群里都是他的客戶。

  差不多同時,謝家永鴻牛肉館經營者馮東萌也被龍為芝拉進了這個群。“我不懂那些,也不曉得咋樣就被拉進去了。”他說。

  群里基本都是黔西開店的小商戶,每個人都備注了自己的店鋪名稱,從這些名字來看,不少是開牛羊肉粉館的。作為當地人最常吃的早餐,黔西全縣登記在冊的牛羊肉粉館有400多家,可能是這個縣城最多的一類店鋪。

  一位早期進群的人士說,此群大約有兩三年歷史,群主過去經常會分享一些青菜的信息,因為群里的牛羊肉粉經營者比較多,而牛羊肉粉都需要酸菜作為配菜,大家交流最多的哪里有便宜的青菜,偶爾也會聊到其他物價的起落。今年以來,豬肉領漲肉類價格,群里自然會討論牛羊肉漲價,以及生意難做等話題。

  9月25日前后,有人提到最近牛羊肉進價又上漲了,建議將牛羊肉粉的價格漲上去。現在復盤,已很難認定最先提議漲價的人是誰,但馮東萌和高連紅被執法部門認定為群里“異常活躍”的人。

  這次漲價前,當地的牛羊肉粉小碗9元,大碗10元,加肉則再加5元。新的定價到底漲多少,商戶們的意見并不統一。他們普遍同意將小碗提到10元,但大碗定價11元還是12元,分歧較大。此外,對于素粉和加肉的價格,也各有看法。

  有人提到,貴陽許多地方都漲到了大碗12元,黔西距離貴陽較近,也應該與貴陽保持一致。高連紅表示贊同,“我覺得的大碗還是要漲到12,其他地方都是這么賣的……”她在群里回復。

  最后由馮東萌發出的一條信息敲定:“各位老板,經大家商議,大多數同志建議,大碗現在改成11元一碗,請大家一致。”

  許多人跟著附和,有人提議:“大家把價目表統一貼好,一號統一漲價,我們這邊晚上都開始漲了。”還有人說:“要漲就一下漲上去,你要想以后漲個價,也不曉得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管它的,漲了再說 。”

  為了表達漲價的決心,有人還將重新制作的價目表發到群里。“該漲價了,要漲就大家一起漲。”“對,就要大家統一價格,客人就無話可說。”人們說。

  如果顧客問起漲價理由如何作答?馮東萌建議統一口徑:“牛腩43元一斤,牛肉45元一斤,大家一致,如果有不同意見,大家商量商量。”
 


 

  二

  面對執法人員的詢問,高連紅心里清楚,自己只在群里“跟著吆喝了幾句”。現實中,她的羊肉粉館并沒有漲價。

  但她覺得“有些丟人”。“要罰款嘍,要吊銷營業執照嘍。”聞訊湊熱鬧的人群竊竊私語。在這農村婦女看來,被穿制服的人找上門,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兒。

  約定集體漲價前的9月29日,有群友把一張黔西縣市監局發出的“餐飲行業價格行為提醒告誡書”發到群里。

  “告誡書”載明,該局“接到群眾反映部分早餐店相約集體漲價,引起市民和媒體的關注,對此政府高度重視,”并“慎重提醒告誡”,“任何餐飲行業協會或個人,不得組織本行業的經營者相互串通,聯合定價,不得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操縱市場價格。”落款時間為9月29日。

  黔西縣市監局綜合行政執法大隊一瞿姓執法人員告訴界面新聞,該局在牛羊肉粉館經營者漲價前就得到線索,“只是覺得有串通漲價的苗頭,但沒有掌握證據”,既不能做出行政處罰,也不能曝光,只能事先印制“告誡書”,送達城區的餐飲店鋪,“基本都覆蓋到了”。

  雖然對告誡書上的內容不甚明了,但高連紅還是意識到,這是提醒商家不能漲價。她想到11年前的一件事:2008年,她在貴州六盤水賣羊肉粉,當年適逢經濟形勢下行,隔壁一家包子店將每個包子的價格提高了5分錢,最后被罰款7000元。

  當時,她的小本生意每月還賺不到7000元,這件事讓她收獲的經驗是,“一定要聽政府的,千萬不能被罰款。”六盤水的生意漸漸蕭條,后來父親生病,她便將羊肉館關門了。

  和大多數牛羊肉粉館一樣,高連紅的這家羊肉館也是“夫妻店”,生意好店鋪的最多再雇傭三四個人。他們多數來貴州農村,一個店鋪就是整個家庭的依賴,漲價風波帶來的沖擊,可能是他們平生遭遇的最大動蕩。

  第二次創業之前,高連紅和丈夫的生活與中國千千萬農村夫妻沒有兩樣——丈夫終年飄在天南海北,去廣西埋電纜,去過新疆架橋,去羅甸做焊工……高連紅則在家種了三十多畝高粱,一個人翻地,播種,收割,再賣掉換回兩萬多元的收入。

  丈夫打工的收入并不穩定,埋電纜時的老板跑路,工資分文未取;到羅甸那次又遭遇車禍,腿被縫了13針。高連紅在家也不輕松,遇到收成好的季節,她經常白天將高粱收回來,還要通宵用機器將其脫粒,不然就無處堆放。天剛亮,又繼續奔赴田地里。

  她還要照顧三個孩子的飲食起居。老大出生后不久中風,因為治療不當,落下了腦疾,這成了她終身的遺憾;兩個女兒都還年幼,她深怕再遭不測,時刻提醒吊膽。而這些苦楚,他無法告訴常年在外的丈夫。

  同為“負面典型”的馮東萌,與高連紅一樣來自農村。1968年出生的他有11個兄弟姐妹,讓務農的父母不堪重負,馮東萌僅僅讀了3年書。經營牛肉粉前,他是一名客車司機,十多年固定坐姿的工作,讓他越來越不堪忍受腰椎和頸椎疼痛的折磨。

  2014年,馮東萌拜了黔西有名的謝家牛肉館一位師父,獲準利用謝家招牌在文化路開一家牛肉館。起初,店里只有他和妻子終日忙碌,生意漸漸理順后,他們雇了三四個小工。
 


 

  高連紅和丈夫也決定結束分離狀態。2017年底,他們從上家房東手中,接下了這個60多平米的鋪子。除了賣羊肉粉,中午還賣10元一份的快餐,這比黔西其他快餐便宜兩元錢,而且“管吃飽”。

  他們騰不出錢請小工,便讓有腦疾的兒子來幫忙,一家三口靠著誠實和勤勞,逐漸積累了一批忠實的農民工食客。高連紅說他想留住這些顧客,加上對“告誡書”的擔憂,她和丈夫決定不漲價。

  但馮東萌還是如約在10月1日,和其他幾十家牛羊肉粉館,將價目表換新了。他向界面新聞解釋,雖然執法人員事先送來了“告誡書”,但當天他沒有在店里,“在的話肯定不會漲。”
 


 

  三

  當牛羊肉粉館經營者們提價后,黔西縣市監局的執法人員已在低調展開工作。就在這期間,有人就將漲價線索反映到電視臺,并引來了記者。

  前述執法人員對界面新聞說,發出“告誡書”后,他們又從黔西縣貼吧上留意到一張聊天截圖,這是他們第一次發現“串通漲價”的證據。因為涉及個人隱私,黔西縣市監局立馬聯系了縣公安局,對網絡記錄展開進一步調查,以坐實證據。

  “十一”假期剛結束,黔西縣市監局價格監督與反壟斷股和綜合行政執法大隊的人員,就找到了高連紅和馮東萌,并對縣里其他牛羊肉館進行排查。

  高連紅把手機交給執法人員查驗,又極力向他們解釋,自己僅僅是跟著群里的人叫嚷了幾句,遠不是說話最多的人;她還向執法人員算了成本賬,光租金每年都要76000元,電費一個月還800多元,而羊肉從年初的每斤33元,漲到了現在的50元,甚至辣椒的價格也翻了一倍……更關鍵的信息是,她的羊肉館并沒有漲價。

  她指著墻上的價目表,告訴執法人員這仍是年初貼上去的,透明膠已起褶皺了。但執法人員告訴她,“你們這個本來屬于市場自主定價,但是你在群里的言論有串通漲價的嫌疑,你曉得不?”高連紅不停點頭,“我曉得我曉得。”

  其實她心里犯嘀咕,“在群里跟著喊了幾句,咋就是串通漲價了?”并且,現實中她的羊肉館并未提價。后來她才明白,“說我這個地方靠近車站,影響很不好。”

  被執法人員詢問后,她又把同樣的話,對著鏡頭跟一起來的記者說了一遍。但在播出的節目中,成本上漲的大部分內容不見了,僅保留了她道歉的鏡頭。高連紅很不解,“為啥不全部播出來呢?”

  相比高連紅,已經換上新價目表的馮東萌“情節更嚴重”。他手里搓著一張餐巾紙,緊張地看著對面比他年輕幾十歲的執法人員。

  馮東萌漲紅著臉,向執法人員解釋牛肉價格,“今年初才25元(一斤),現在都漲到32、33元(一斤)了。”但這并非調查的重點,對方告訴他,他在微信群的言論涉嫌“串通漲價”,先對他做實地調查,后期讓他配合到局里接受進一步調查。

  面對鏡頭道歉時,馮東萌眼里帶著哀求,聲音也有些顫抖,“我書讀得少,怎么想的就怎么說,也搞不清楚違法不違法。”執法人員前腳離開,他后腳就跑去打印店,重新制作了一份漲價前的價目表,迅速將那張8天前貼上去的價目表覆蓋。

  這天夜里,高連紅通宵未眠,她琢磨著執法人員的話,似乎事情并未結束,擔憂將面臨何種處罰,“只要不罰款就好。”
 


 

  四

  10月9日,畢節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執法人員,又來到黔西縣調查,高連紅和馮東萌將前一天的話,再次重復了一遍。

  10月10日晚,貴陽一家電視臺播出了黔西牛羊肉粉漲價的消息,除了一些暗訪鏡頭,高連紅和馮東萌作為“負面典型”被重點提及。在經過剪輯的畫面中,他們看起來忐忑不安,面帶窘態對自己的行為表示后悔,對原材料價格的解釋甚少涉及。

  “出名”之后,高連紅每天都要接到很多親人的電話,她不厭其煩地解釋,自己只是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但對方總是將信將疑,“以為我們犯了多大的事呢”。馮東萌也感到不自在,在這個縣城生活了大半輩子,一夜之間竟成了眾矢之的,甚至連孩子都從貴陽打電話回來罵他。

  雖然生意并沒有受太多影響,但名聲的損毀卻讓他們付出了代價。前來吃飯的客人不免指指點點,臉上掛著意味深長的笑容。為了避免記者們的打擾,馮東萌連續幾天把手機關機,除了早餐忙碌時來店里照看半晌,其余時間都躲在家里睡覺。

  情緒低落的時候,高連紅甚至想到了關門作罷,可是她又想到兩個正在讀書的女兒——那是她的全部希望,“我不求她們長大給我多少回報,只要她們不像我這樣吃苦就好了”。

  電視節目將這座縣城的牛羊肉分館推到了風口浪尖。在黔西貼吧里,網友們幸災樂禍,罵他們是“無奸不商”,“這幫人終于糟了”,但似乎沒人討論他們對成本上漲的解釋。隨后幾天,市監部門對城區牛羊肉分館逐個排查,所有漲價的店鋪都已經恢復到原價。

  小店主們小心翼翼地燙好每一碗粉,對客人有求必應。過去,有些客人會浪費泡菜和辣椒,服務員難免抱怨幾句,如今也只能聽之任之。“誰曉得哪個人又去舉報了。”一位牛肉館經營者感到害怕,“說不定他們就是來暗訪的記者,或者便衣(執法人員)。”

  一夜之間,價格成了這個群體的禁忌,不管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再也無人敢談論漲價的事。此前在群里活躍的商戶,都默默退出了群。群主龍為芝也被警方詢問,“我是群主,他們就拿我手機去翻了一些記錄。”她說。

  馮東萌說,他的餐館已經連續虧損兩個月,每月僅小工的工資都要一萬多元,但他表示自己不敢再輕易漲價。高紅連的生意也好不到哪里去,“基本上收的錢都出去了,最近都是這樣循環。”丈夫李建說。

  那個困惑依然盤踞在牛羊肉館經營者心里。“如果成本一直這樣漲下去,我們到底還能不能漲?”一位羊肉館經營者納悶,“要么我們就關門,可不可以?”

  五

  10月11日,畢節市市監局對此次漲價行為作出處置結果,認定高連紅和馮東萌在“微信群內發表漲價言論串通漲價的行為屬實,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但鑒于當事人積極配合調查并認識到自身錯誤,自愿承諾恢復價格,主動消除影響,并公開致歉,依照《行政處罰法》有關“不予行政處罰”的有關規定,對兩戶經營者作出行政告誡。

  處置結果中未提及群里討論漲價的其他人。

  當天,執法人員向他們告知了處置決定,并要求他們將一份“公開聲明”張貼在店里,并微信朋友圈。聲明中,他們承認自己在微信群發表“不當言論”,經“批評教育和相關法律法規宣傳”,“深刻認識到錯誤”,并表示對牛羊肉粉“維持原價”,“積極支持配合市場監管部門的價格政策措施。”

  高連紅不情愿將“丑事”朋友圈,但她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她退一步想,“至少沒有罰款”,懸著的心終于落地了。

  但在網絡世界中,有關“黔西限制牛肉粉漲價”的話題上了微博熱搜,觀點涇渭分明。支持者認為執法部門出手及時,成功遏制了民生商品上漲;反對者則認為政府過渡干預市場,并且“捏軟柿子”,“房價你們怎么不去管?”

  黔西縣市監局顯然注意到批評的聲音。時隔半月面對界面新聞記者,該局價格監督與反壟斷股股長何流一再澄清,此次作出的處置并非針對“漲價”,而是“串通漲價這個違法行為”。他強調,“市場經濟環境下,可以根據成本、競爭形成價格,不是說不能漲價。”但不能通過微信或私下聯絡,串通漲價是被禁止的。

  可如何界定“串通漲價”呢?私下談論價格是否也涉嫌違法?“你可以自己漲價,但是在微信或者私下跟人商量都不行。”何流強調。

  他還解釋,縣級市監局無權對“串通漲價”作出認定,此次漲價風波引起重視后,他們將調查結果逐級上報,最后由省級市監局作出認定,再由市級市監局作出處置意見。

  該局行政綜合執法大隊瞿姓執法人員也對批評感到委屈,他認為媒體對此次處置結果存在誤讀,“說我們在干預市場定價,但《價格法》明確規定不能‘串通漲價’”。

  他一邊解釋,一邊打開電腦檢索《價格法》,向記者介紹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經營者不得有下列不正當價格行為:(一)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市監部門正是根據這一條,對馮東萌和黃連紅作出了處置。

  他還對最近各類成本上漲表示理解,認為經營者自己有權利決定商品定價,“哪怕你定價100元,能賣出去我們也不管。”但是,串通漲價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全行業都漲價后,消費者失去了選擇的機會,從而造成市場被壟斷局面。
 


 

  近期,伴隨著各類物價上漲,貴陽、安順、遵義等地的牛羊肉粉也上調價格,但有些地方并未作出限價處理。他認為,這是因為執法部門沒有掌握“串通漲價”等違法證據,“只要不是‘串通漲價’,市場的問題還是交給市場解決。”

  之后這些店是否還能漲價?

  “根本不存在這個的問題。”他說。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高連紅、李建和馮東萌為化名)

  (來源:界面新聞 記者 | 趙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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