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陷阱”源于饑餓?為什么窮人會越幫越窮?

編輯:
2019-10-16 08:10:15

  北京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為緩解全球貧困所作的突出貢獻。

  埃絲特·迪弗洛也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的第二位女性獲獎者,她與阿比吉特·巴納吉合著有《貧窮的本質》一書,該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為《金融時報》高盛2011年度商業圖書。書中兩位作者調查了貧困人群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深度剖析了“貧窮陷阱”的怪圈,探尋貧窮真正的根源。

  貧窮是源于饑餓嗎?為什么窮人認為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窮人的營養問題和健康問題如何解決?

  以下內容整理自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困(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兩位作者與其他學者通過大量田野調查與隨機試驗,試圖回答以上問題。
 


 

  《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么擺脫不了貧困》封面 本文圖片均來自中信出版集團

  窮人:很多東西比食物更重要

  “窮人”基本被定義為吃不飽飯的人。

  對于西方很多人來說,貧窮可以說是饑餓的代名詞。2009年6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表的一份聲明曾是頭條新聞。該聲明指出,全球超過10億人正在挨餓。

  在摩洛哥的一個偏遠山村,我們遇見了一個叫歐查·姆巴克的人。我們問他,如果有更多的錢,他會用來做什么,他說會用來買更多的食品。我們接著問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錢他會買什么,他說會買更多好吃的食品。

  于是,我們開始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遺憾,因為在我們坐著的房間里,我們注意到了一臺電視機、拋物面天線及DVD播放機。我們又問他,如果他覺得一家人都吃不飽的話,為什么還要買這些東西呢?

  他笑著回答道:“哦,電視機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這個村子待了一陣子之后,我們很快明白,為什么歐查會那樣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沒有劇院,也沒有音樂廳,甚至沒有可以坐下來看看行人的地方。

  而且,村里也沒有多少活兒可干。歐查和他的兩個鄰居(采訪時他們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約70天的農活兒,還有約30天的建筑活兒。一年中,他們除了照顧自家牲畜,就是等著拿到干活兒掙的錢,這使他們有大量的時間看電視。

  這三個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沒有可用水,衛生條件也不好。為了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們拼命地找工作。不過,他們家里都有電視機、拋物面天線及DVD播放機,還有移動電話。

  人類對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費一直都在下降。這一現象在奧威爾的《通向威根碼頭之路》一書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窮人是怎樣逃避沮喪的:

  他們不會遷怒于自己的命運,而是通過降低標準來增強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們卻不一定因此而專注必需品,也不一定會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長達10年的極度沮喪期內,所有廉價奢侈品的消費都有所提高。

  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為不慎重之人的沖動消費,而是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選擇,不管內心的沖動如何驅使他們、外界如何對他們施壓。歐查·姆巴克的電視機并不是賒賬買的——他為此攢了幾個月的錢。

  印度母親也是一樣,她們會提前10年或更長的時間,開始攢錢為自己8歲大的女兒準備婚禮,在這里買一件小首飾,在那里買一個不銹鋼水壺。

  總體來說,窮人的首要選擇顯然是,讓自己的生活少一點兒乏味。這可以是一臺電視機,也可以是一點兒特別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

  節日或許也可以從這一角度來看待。在沒有電視機和收音機的情況下,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窮人要常常進行某種特別的家庭慶祝,比如說一場宗教儀式,或是為女兒辦一場婚禮。

  在我們對18個國家調查所得的數據中,窮人在沒有收音機或電視機的情況下,可能在節日上花的錢更多。在印度的烏代布爾,幾乎每個人家里都沒有電視機,極度貧窮的人將自己14%的預算花在了節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場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農村家庭有收音機,21%的家庭有電視機。在那里,我們幾乎聽不到有哪個家庭為慶典而花錢。

  貧窮一定源于饑餓嗎?“貧窮陷阱”可能不存在?

  如果人們更富有,他們就可以購買更多食物。一旦人體的新陳代謝需求得到了滿足,所有額外的食物就可以用來增強力量,人的生產效率就會提高,從而生產出更多東西,滿足維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S形曲線和“貧窮陷阱”

  這一簡單的生理機制產生了今天的收入與未來收入的S形關系,這種關系很像上圖所展現的情況:窮人掙的錢太少,導致他們無法勝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飽飯的人,卻足以勝任細致的農活兒。

  這就產生了一種“貧窮陷阱”:窮人變得越來越窮;而富人則變得越來越富,吃得越來越好,身體也越來越強壯,從而變得更加富有。因此,貧富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萬隆省的一個小村莊,他曾向我們解釋過這種“貧窮陷阱”的形成過程。

  帕克的父母過去有一小塊地,但他們要養活13個孩子,還要蓋很多房子,供他們自己和孩子們居住。因此,他們已經沒有可以用來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臨時農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兒能掙1萬印度尼西亞盾(購買力平價2美元)。

  然而,由于化肥、燃料價格上漲,農民們被迫節省開支。據帕克·索林說,當地農民決定不削減工資,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失業狀態:在2008年我們見到他之前的兩個月里,他一份農活兒也沒找到。

  如果年輕人遇到這種狀況,他們通常可以轉行去當建筑工人。不過,帕克解釋說,大多數體力活兒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術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經驗,對于年過四十的他來說,重新學門手藝又為時已晚,沒有人會雇用他的。

  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個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難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動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達,通過朋友介紹,到別人家里當用人,可她掙的錢仍不夠養活三個孩子。

  他們的長子盡管只有12歲,學習成績也不錯,卻不得不輟學到建筑工地上當學徒。另外兩個年紀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爺爺奶奶那里,跟他們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來源是每周從政府領到的9磅(4千克)救濟大米,還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魚(他不會游泳)。

  就在我們跟他談話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兩頓飯,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頓。

  帕克·索林向我們解釋了人們陷入饑餓困境的可能性因素,盡管這一解釋的合理性似乎無懈可擊,但他的陳述中隱約透露著一些令人不安的內容。

  我們關于“貧窮陷阱”的描述中隱含著這樣一個依據,即窮人會吃得盡可能地多。的確,基于基本生理機制的S形曲線有著顯而易見的含義:如果窮人有機會可以吃得多一點兒,他們就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走出“貧窮陷阱”地帶。因此,窮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這并非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

  對大多數每天的生活費用少于99美分的人來說,他們似乎并沒有在挨餓。如果他們在挨餓的話,那么他們就應將自己手中的所有錢都用來買吃的。但是,他們并沒有那樣做。我們對18個國家的窮人生活的調查數據顯示,食品消費只占農村極度貧困人口總消費的36%~79%,占城市貧困人口消費的53%~74%。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人們花在食物上的錢,也并沒有全部用來增加人們的能量或微量營養素。

  羅伯特·延森和諾蘭·米勒發現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即食品消費的“質量飛躍”。在中國的兩個地區,他們隨機選定了一些貧窮家庭,然后給予他們大量的主食價格補貼(一個地區是面條,另一個地區是大米)。我們通常認為,當某物的價格下降時,人們便會買得更多。

  然而,情況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麥的價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補貼的家庭購買的這兩種糧食反而減少了,蝦和肉的消費卻提升了。這表明,至少對于這些非常貧窮的城市家庭來說,他們并不是優先選擇獲取更多的能量,而是獲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貧窮陷阱”可能不存在的一個原因就是,大多數人都能吃飽飯。

  至少就食品儲量來說,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有能力讓每一個人都吃飽飯。在1996年的世界糧食峰會上,據世界糧農組織估計,當年的世界糧食產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700卡路里熱量。

  饑餓的確存在于當今世界,但只是人類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種結果。絕對的食物匱乏并不存在。一種強大的直覺告訴我們:窮人買不起足夠的食物,這才是造成他們效率低下、生活貧困的原因。

  健康陷阱:逃出去的梯子存在,但沒放對地方

  健康確實可能產生很多不同的陷阱。例如,由于生活在有害的環境中,工人可能會無法正常工作,兒童可能會因病無法正常上學,孕婦可能會生下不健康的嬰兒。每一種情況都可能使當前的不幸轉化成未來的貧窮。

  健康常常被寄予厚望,但又不免會給人帶來失望。然而,“好摘的果子”似乎有很多,從疫苗到蚊帳,都是一些低成本卻可以挽救生命的東西,但很少有人會采取這樣的預防性措施。

  一項針對美國南部(1951年之前一直受瘧疾困擾)及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抗瘧活動的研究表明,與患過瘧疾的兒童相比,未患過瘧疾的兒童長大后每年的收入要多50%。類似的研究結果還出現在印度、巴拉圭和斯里蘭卡,不過收入增加的幅度因國家而異。

  這一結果表明,投資預防瘧疾的經濟回報可能會非常高。在肯尼亞,杰茜卡·科恩和帕斯卡利娜·迪帕創建了一個非政府組織,名為TAMTAM(一起對抗瘧疾),該組織在肯尼亞的產前診所發放免費蚊帳。

  科恩和迪帕想看看她們的組織是否有用,于是設計了一個簡單的測試:她們隨機在不同的診所提供價格不等的蚊帳,有些地方是免費的,另外一些則采用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補貼價格。

  結果她們發現,人們對于蚊帳的價格十分敏感,幾乎所有人都會去領取免費的蚊帳。但就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價格(約購買力平價0.75美元)來說,人們對于蚊帳的需求已經接近于零。

  迪帕在不同的村鎮重復這一實驗,但允許人們回家拿錢(而不是當場購買),更多的人以國際人口服務組織的價格購買了蚊帳。不過只有在蚊帳的價格接近于零時,人們的需求量才會成倍增長。

  我們還討論過,通過購買蚊帳而降低患上瘧疾的危險,可使人們年均增收15%。然而,即使收入增加15%足以買下一床蚊帳,但與其他人相比,收入增加15%的人購買蚊帳的可能性只有5%。

  換句話說,分發免費蚊帳遠遠不能保證下一代睡在蚊帳中,只能使睡在蚊帳中的人數稍有增加,即從47%增加到52%,距消除瘧疾還差得很遠。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問題依舊難以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逃出“貧窮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總是放在正確的地方。

  因此,問題并不在于窮人為健康花了多少錢,而是他們的錢究竟花到哪兒去了。他們常常把錢花在昂貴的治療上,而不是廉價的預防上。

  或許,這一問題的產生出于同一個原因:心理學研究目前已可解釋一系列的經濟現象,表明我們對當前與對未來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謂的“時間矛盾”概念)。

  當前的我們是沖動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與即時欲望支配:花一點點時間(排隊等著給自己的孩子接種)是我們當前需要經歷的,較之在沒有迫切感的情況下去想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頓圣誕節午餐之后,我們會因吃得太飽而放棄馬上運動的想法),當前的這種感覺更令人不愉快。

  當然,我們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小獎品”(糖果、香煙等);但當我們為將來而計劃時,那種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們傾向于推遲小額度的花費。那么,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們花的,而是由明天的我們花的。貧窮的家長可能完全相信接種疫苗的好處——但這些好處只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實現,而費用卻需要今天來支付。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等待明天是合情合理的。(來源:澎湃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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